她有一颗健康的心——与一位特殊的心理咨询员的对话

工人日报2000/12/15   本报记者：陶映荃

1．“对待一切不公正，如果以恶报恶，只是自我作践”

11月底，司晶在北大演讲时，四五百人的电教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。下午4点到北大，到晚上10点离去，没吃一口饭，在学生们的恳请下，司晶像接受敬酒一样喝干了一杯水。

以下是司晶与北大学生及一些劳改人员的对话：

北大学生：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

司晶：上大学，把所有想学的东西都学会。17岁时，我求一个年轻人为我念父母的来信，他对我说，你说点好听的我再给你念。我拒绝了他的侮辱，他顺手将我的信扔了，附近没有一个人，看着我的信被风吹着飘在路上，我伤心得哭了一个下午，决心一定要认字。没人肯借我书本，我就每天发呆似的盯着糊墙的报纸看，只要有学生经过，我就用激将法说他们是文盲，为了证明识字，他们就念给我听，听了之后，我一一记下来。知识就是力量。

劳改人员C：司老师，我是刚进来的，像我这样大学考不上，工厂不开支，别的出路又没有，出去以后我该怎么办？

司晶：如果在外面让你干这么重的活，你能干吗？

劳改人员C：不能。

司晶：那么现在强迫你劳动，你能不能干？不干不行就得干。如果出去以后也付出同样的劳动能不能饿死？

劳改人员C：不能。

司晶：答案你自己都找到了，在外面自由的空间劳动吃饭，远比在这里带罪劳动要轻松自在得多吧？两种活法，你自己选。

劳改人员T：我这回判了5年，因为人家长了一级半工资，我只长了一级，以为工厂不公平，产生了报复心理。我原来在厂里是经警，谁要是偷了厂里东西，我讲江湖义气，打声招呼都给放了，如果我们厂不长那次工资的话可能我不会犯罪。

司晶：你把责任推给社会，这不公平。我承认有社会不公，但你是学法律的，执法犯法罪加一等，这点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？一级工资十几元，你至于冒坐牢危险去犯罪吗？你有本事的话，靠自己进取，你有可能管你的领导，让你手下的人不再受“不公平”对待。可你出于一种狭隘的报复心理，把自己扔进去了，你把自己逼上绝路，你怨谁？

劳改人员T：说心里话，我觉得这个社会不象我想的那么好，挺势利的。

司晶：你说的腐败也好，不公平也好，我不仅承认，而且比你还深恶痛绝。对待这种不公平，最笨的办法就是你这种报复社会，最后自己吃苦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如果你真想改变这种丑恶现象的话，我希望你从自身做起。我从演讲到跟你们座谈，都是在呼唤这种自律和自强的意识。

2．“因为我生命中的遗憾太多了，所以我希望别人生活得更美好。”

记者象所有听到司晶故事的人一样，震惊、敬佩，却也有着重重疑团。记者的采访在这种特殊的心境下展开。

记者：这次是专程来北京演讲的吗？

司晶：不是。首届中国策划艺术博览会在北京召开，他们听到我的经历后，特意为我免费提供了两块展板，引起关注、轰动。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团委闻讯，邀请我去演讲。这已是第二次来北大演讲，第一次是1997年。

记者：你以心理咨询为业有阻力吗？

司晶：当然，首先家里就不同意。他们说我从来没上过学，没出过门，咨询失败怎么办？其次，挂牌还必须有心理专业资格证，我没有。可我一旦下决心，就会全力以赴，要求自己必须比别人做得更好。那一年，正赶上我的脊椎校正手术，因为我后背的肌肉全瘫，没有拉力，致使我前次手术后直起的腰不久又弯了。后术做了7个小时，加了三根钢棍在身体里。两次手术相隔仅一年多，因为第一次脊柱强直手术是植的“同种异体骨”，加上我的体质太弱，术后恢复得很慢。我在床上躺了7个月，这期间报名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心理函授班，读完11门课程。有了这个硬件，申请也就被顺利批准了。

记者：你做心理咨询的目的是什么？

司晶：我是在苦难中浸泡大的，我能理解苦难。正因为我生命中遗憾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我想用聪明才智，使那些有条件享受生的人，活的更幸福更美好，使他们最终都能成为社会肌体中的良性细胞。

记者：你饱经苦难，有没有自己的心理问题，比如自卑、仇恨？

司晶：我从不自卑。但我蔑视看不起我们的人。不懂得尊重别人的人，也很难有真正的自尊，但是仇恨说不上。

记者：过去的生活对你今天有影响吗？

司晶：那个病态的环境，可怕极了。因此我理解某些病态环境下的病态人格和病态心理。

提起小时候，司晶痛苦地哽咽，我也不寒而栗。

记者：医生一再警告你，如果不卧床静休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可你为什么还要24小时咨询？

司晶：选择心理咨询这个职业，对我意味着必须有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，必须有高度负责的精神。你想晚上一个电话打进来，对方说我要自杀，你能说我要休息明天再谈吗？我每天累倒在床上人都瘫了，可只要一睁眼就要求自己必须起来，否则，只要一放松，随时可能再也起不来。医生说我根本坐不起来，是靠毅力堆起来的。

记者：你为什么不愿接受别人赞扬你“身残志坚”？

司晶：人之为人，是因为有思维。只要思维不残缺，人格不残缺，就是一个健全的人。我9个月就全身瘫痪，只有眼珠子会动，最早时医生说我活不过3岁，后来又是6岁、9岁，多少次与死亡接吻。但现在我健康、快乐地工作、生活着。

3．“培养健康人格，是我、也是大家尽力的。”

记者：出来演讲你感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

司晶：公共设施为残疾人考虑的太少了。比如，宾馆床铺很低，每天从床上到轮椅，对我来说难上加难，卫生间设计很少考虑轮椅能否进去。有一次。我住地的卫生间门口有台阶，我不得不请人在两个啤酒箱上搭一块木板，我每天通过这条“木桥”，艰难得进进出出。

记者：咨询和演讲都不要钱，你靠什么生活？

司晶：我每天主要是工作、读书，对于物质的消费水平很底，每月二百元就够了，现在靠卖书能够补贴到各地演讲的费用。刚回到父母身边时，看到一篇报道，说国外的年轻人18岁就不再依赖父母、我想首先要经济独立才能有人格的独立。于是，开始学习画玻璃画，学了十几年的专业画工一天只能画一张，而我只学了一天，就可以每天画几张，我的彩电、冰箱全是自己卖画挣来的。

记者：为什么以青少年和犯人为主要咨询对象。

司晶：现在的孩子太可怜了，他们有优越的物质条件，却缺乏责任心和意志力，学校、家长不会教，不会爱，惟一的目标就是考大学，根本不管他们心里想什么，要什么，所以才会有孩子想到自杀，杀家长，杀老师。对此，我有很多感悟，看到那些不会教孩子的父母，我觉得自己可以办一个幼儿园，教出一批好孩子。当孩子对我说：“你要是我妈妈多好”时，我真为那些父母遗憾。我也关心犯人，他们很多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进去的，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和误解对于他们新生的障碍太大了。